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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40年生存發展報告·樣本⑤|華川實業:桑梓與紙

字號+來源:濰坊新聞網 2018-12-21 17:11:37

原標題:浙商40年生存發展報告·樣本⑤|華川實業:桑梓與紙

【編者按】
浙江是革命紅船的啟航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萌發地,更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史上有著特殊意義的先行地。
數以百萬計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浙商,無疑是浙江改革開放的第一主角。浙商生動而極富活力的創造性實踐,推動了從產品經濟到商品經濟、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一大二公到產權清晰的民營經濟這一決定中國改革成敗的“三大率先突破”。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浙商改革開放40年的許多探索和突破,其價值與意義不僅是浙江的,更是中國的。
基于此,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與浙江省市場監督管理局聯合中國新聞社浙江分社、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浙商總會新媒體委員會,共同組織研究、撰寫并發布了《改革開放40年浙商生存發展報告》。這也是澎湃新聞在改革開放史報道領域,第一次從觀察者、記錄者姿態,轉身而為推動社會前行的介入者、助力者。
本組報道共6篇,以下為華川實業企業樣本篇。企業樣本篇均為本次報告的聯合發布方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學生調查撰寫。
本文圖均由作者王方、朱露拍攝提供 (除注明外)
從浙江義烏市最熱鬧的小商品市場轉兩次公交,花去近兩小時,才算到了浙江華川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川集團”)。從1966年的赤岸造紙廠,到1988年的義烏市板紙廠,再到1994年的義烏市造紙總廠,直到1998年,華川集團才算真正改組成立。五十多年過去了,它三度更名,數次擴建,卻仍據守在義烏南部的赤岸鎮赤岸村里,做著老本行——造紙。
現在,華川集團完成了從“小作坊”到“大集團”的蛻變,用更形象的話來說,華川集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已讓它成為了當地公交站牌上的一個站點標識。
集團大門
董事長馮潮興帶著安全帽來到車間里,挨個抽查生產配件。他說:“踏實,一步一步慢慢走,這樣踏實。”在改革開放這條大江里,這家造紙廠更像是一條“小溝渠”,在自己的一片天地里緩緩向前流動。
一個人
華川集團的前身是赤岸村里的一家手工造紙廠,馮潮興是這里的第六任廠長。
49年前的一個傍晚,那時的赤岸村還尚未通電,十幾個剛干完農活的青年男人們剛從溪里走出來,前后腳進了工棚,隱隱約約亮著的燭光里是攢動的身影。經過一番不那么正式的舉手投票,站在人群中央的一個青年--馮潮興接下了這個瀕臨破產的小廠子。當時,廠子里最值錢的大概也就是這幾間工棚。那是1969年,馮潮興21歲。
在做廠長之前,馮潮興只是一名負責洗料的普通小工。
1966年,義烏市赤岸鎮赤岸村為了增加村集體經濟收入,決定開展副業生產。村集體湊了2000元資金,利用“破四舊”拆除城隍廟時剩下的木頭、磚頭和瓦片,在赤岸鎮丹溪河畔的溪灘地上搭建了十幾間簡易的工棚。“大隊給它取了名字,叫‘赤岸粗紙廠’,其實就是個小作坊。”馮潮興說。
十來個村里的青壯年是工廠的第一批員工,他們以稻草為原料,手工生產草紙。18歲的馮潮興就是其中一員,“不過這只是副業,農忙的時候,我們各自要回去干農活,種田還是主要的。”
3年里,馮潮興一直在干洗料的活。“洗料”是所有造紙工序中最苦、最累的,需要人長時間彎著身子,站在溪水里,清洗被石灰腌過的稻草。因為人手不夠,馮潮興在水里一站就是一整天,常常要到天黑看不清了,才收工作罷。“冬天做完活,我連筷子都拿不起來。”因為長時間在水中浸泡,再加上買不到藥,馮潮興的手腳更是長期處于“發腫”的狀態。很多洗料工不堪重負離開了,但馮潮興卻留了下來,甚至擔起了所有的洗料活。“如果我們都走了,那誰來做這些最基本的工作?更何況哪有工作能一步登天?先苦才能后甜。”
廠里內景
赤岸粗紙廠的“苦”持續了很久。在馮潮興上任廠長前,短短3年里便換了五任廠長,卻仍不能挽回廠子的頹勢。“村子太偏僻,一直到1969年才通上電。”也是在那一年,馮潮興接任廠長,“我本來就是個工人,造紙的工序都懂一些,就算成了廠長也是和大家一起干。”在馮潮興看來,從漚制到洗料,再到舀制,土法造紙里再難的工序,只要日日做、年年做,都能學會,都能做精。“我們沒有請師傅、學新技術,就只是按老法子,一步步來。”
效率雖低,但馮潮興并沒有想過改革。“當時是計劃經濟,原材料都是分配的,別說改革了,就連當時這么低的生產效率,原材料供給都跟不上。”為了解決當時最棘手的原料問題,馮潮興曾去新安江建德收購廢棄的水泥包裝紙,想利用廢紙再造紙。不過,即便是收購廢料,馮潮興能買到的也只有水泥包裝袋的邊緣,都糊著水泥,質量很差。“不過沒辦法,我們只有這一個辦法。”
為了節省運費,馮潮興總是和工人們一起開車到建德,用粗牛皮繩把廢料一捆一捆扎好,混著水泥的廢料每捆得有200多斤,在卡車上摞得老高。“開車途中,這些廢紙摞會歪,我們只能一直盯著,一有問題就停下來把它們扶直。”盡管小心翼翼,但半路上繩子還是松開了,整車的材料都翻到了天橋下。“我和駕駛員兩個人只得在公路上重新裝貨,穿的白襯衫都變黑了。”
盡管原材料來之不易,但是當時生產出的紙質量并沒有那么好,馮潮興坦誠地說,“但因為是計劃經濟,紙的質量再差,銷售都不用擔心。”
就這樣,從1969年到1979年,這10年里,馮潮興帶著這間小工廠用最原始的手工勞動,踏踏實實地生產草紙。
一條路
直到1979年,赤岸粗紙廠才開始技術升級。那年,當地總共有40多家造紙廠,馮潮興回憶,當時其他造紙廠大多因虧損,便早早開始技術改造,而他們卻因為手工生產、銷售都順利,利潤一直挺高,反而沒想過機器生產。
“看大家都在用機器了,我們廠這才進行技術升級。”在公社書記的幫助下,馮潮興拿到了7萬塊錢的貸款。“7萬塊,在當時不得了了,要知道,我們整個廠一年的利潤也才一千多。”拿著這筆巨款,馮潮興跑到全國各地搜羅國有企業淘汰下來的機器零部件,帶到廠里請技術師傅重新進行組裝,拼湊成一臺單缸單網造紙機。“雖說是最簡單的機器,但比起人工效率是高多了。”
喜憂參半。效率提升的同時,銷售的問題也隨之出現。改革開放之后,原材料不再是定額定量,質量不過關的產品也難以找到出路。“這是村辦企業啊,要是賺不來錢破產了,還不上貸款,我怎么向村里交待?”為了解決銷售的問題,馮潮興號召廠里所有的員工進行集資,100來號人拼拼湊湊,湊出一千多錢,供企業緊急周轉。工人們加班趕工,馮潮興自己更是沒日沒夜地待在工廠里。“每一道造紙流程,我都要去把關。”經過七八年的摸索和苦熬,工廠的收入才逐漸穩定下來。
盡管難關已過,但當時7萬元貸款帶來的壓力卻讓馮潮興牢牢記住了教訓--“企業貸款不能太多,貸款多的企業遲早要‘死’的。”日后,馮潮興一直很留意生產經營過程里的資金問題,總是利用企業已積累的資金進行再生產,“企業要靠自己發展,慢慢地發展。”
此后的30多年時間里,馮潮興共組織進行了十幾次較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八十年代末,企業先后投資380萬元,引進一臺雙缸四網造紙設備,并擴建了紙箱、紙芯等配套設備。“那會兒,在用電高峰期停電是很經常的事,但因為造紙是流水線作業,一次停電往往會帶來巨大損失。”1982年,馮潮興還曾用工廠幾年來積累下的3萬資金,從福建購置了1臺船用發電機,這臺功率只有100千瓦的發電機是義烏市的首臺發電機。1995年,馮潮興又自辦電廠,以滿足工廠每天七八萬度的用電量。
車間? 企業官網 圖
“投資也好、技改也好,我都要盡可能用我手里的錢。”馮潮興說。1988年,企業年產值達到504萬元,創利潤104萬元,“在別人還在貸款的時候,我們已經能用自己的錢買整機了。”這一年,馮潮興買來了企業的第一臺國產造紙機,終于結束了買零部件自己組裝機器的日子。
今年10月的一天,在中式裝修風格的董事長辦公室,馮潮興又簽下了投資7億元買入進口設備的合同,在簽下名字最后一個“興”字的最后一筆,他寫得格外用力。“7億啊!”馮潮興把調拖得有點長。過去,工廠里買的都是國產機器,全部買入價只用了3億多元。但因為耗電、耗氣都高,生產成本遠遠高于進口設備。經過一番綜合考慮,馮潮興才做出買進口設備的決定。
從改進機器到提升技術,馮潮興的造紙廠造紙效率和造紙水平在不斷進步。但從草紙到板紙,再到半透明紙等,馮潮興的創業之路實則萬變不離其宗,這家元老級的造紙廠始終守著建廠時的老本行——造紙。“我們嘗試過其他的項目,但實話說其實都沒什么結果,造紙作為傳統產品我們做得很熟了,還是有優勢。”馮潮興說。像毛毯、鋼結構、氧氣、氮氣、襪子,在九十年代中期,工廠里都上過專門的生產線,但收益卻不好。“最后我總結出,我們做多元化是不成功的。”
至于“紙”的最終去處,馮潮興其實并不清楚。“我們是做原材料的,都是中間商來買產品,最后做成什么樣、賣到哪去,都和我們沒關系了。”2000年,華川集團獲得了企業自營進出口權,但馮潮興卻說:“進出口權對我們其實沒什么用,原材料嘛,肯定會有市場。”
一個村莊
建廠50多年來,華川集團的工廠不斷地擴建,卻一直沒有搬離赤岸鎮赤岸村。
這個有著“六山半水三分田,半分交通居民點”之稱的赤岸鎮位于義烏市的最南端,上世紀六十年代時,還是個不通電的山村。即便是現在,赤岸鎮也算偏遠,距離熱鬧的義烏國際商貿城有近20公里。在這里,高樓很少,連出租車都罕見。
“就像我們的父輩,安土重遷,很多觀念是難以轉變的。”在華川工作了7年的人事部經理樓柯勇把華川集團形容為一個“半農耕”式的企業,“董事長也好,普通員工也好,都愿意在自己的‘老家’生活。”
這里是馮潮興的老家,也是華川集團的老家。
華川集團的前身--赤岸粗紙廠是一家隊辦企業。當時,生產大隊為了增加大隊里集體經濟的收入,便創立了這家造紙廠,“大家都不懂技術,是來到大隊工作組里的一個溫州人教會了我們最基本的技術。”
1984年,隨著國家撤銷公社、恢復鄉鎮編制,原先由“公社辦、生產隊辦、聯戶辦”等農民創辦的企業統一更名為“鄉鎮企業”,赤岸粗紙廠也由隊辦企業成為了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是中國特有的一種企業形態。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提出“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有計劃地發展肥料、農藥、農具、農產品加工”。國家政策的支持,加之當時農業生產效益不高,特別是像浙江這種人多地少的省份,農民靠務農收入難以解決一家人的溫飽,成千上萬的農村勞動力需要和渴望在非農產業中找到一條生存的出路。因此,赤岸粗紙廠創辦伊始便吸引了隊里的年輕人參與進來,以其為副業,補貼家用。
改革開放之后,全國各地紛紛開展承包經營責任制改革,這股熱潮也席卷了村子里的工廠。“上頭有規定,原來的廠子要么關掉,要么承包。”1981年,身為廠長的馮潮興以承包責任制的形式“承包”造紙廠的生產,按規定向村里上交一定的收入。
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加劇,加上亞洲金融危機沖擊,鄉鎮企業產權模糊的弊病顯現,發展速度明顯回落。為了謀求出路,絕大部分鄉村集體企業轉制,一場以所有制調整和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新一輪改革迅速展開。
1998年,馮潮興以880萬元的價格買斷造紙廠,并進行現代公司制度改革,正式成立華川集團。發展至今,這家擁有2000余名員工的國家大二型企業,87%的員工是義烏當地人,生產的各類紙張作為原材料銷往全國各地,甚至國外。但馮潮興不以為意,“那都是交給中間商去做的,我們只用考慮怎么賣給中間商。”
華川集團生產的紙 企業官網 圖
相較于“走出去”,如何“扎根大地”是馮潮興更為關心的事情。
“街坊很重要。工廠發出的噪音、垃圾焚燒過程產生的廢水廢氣,這都要鄰里街坊的包容。”為了維護鄰里關系,馮潮興為義烏鄉親們做了不少事--他一直致力于垃圾焚燒熱電工程和造紙節水技改工程,這兩個工程也是起源于對鄉親們的生活環境的承諾。此外,華川集團還多次出資為村民修建紀念館、體育設施、教學樓、公墓等公共基礎設施。華川集團作為當地的龍頭企業,還為赤岸鎮本地農民創造了1200多個就業崗位,其中安排困難戶、殘疾人就業崗位300多個,每年發放工資總額達9000多萬元。
義烏的發展也同樣反哺著華川集團。經過八易其址、十余次擴建,義烏已形成以中國小商品城為核心,11個專業市場、14條專業街相支撐,運輸、產權、勞動力等要素市場相配套的市場體系。數據顯示,義烏小商品城擁有商位7.5萬個,從業人員21萬多人,全市年客流總量達3000萬人次。從1984年確立的“興商建縣”戰略,到1992年前后確立“以商促工,貿工聯動”戰略,“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展讓我們的包裝紙銷量更大了。”馮潮興說,再加上政府鼓勵技改,“政府貼息18%讓我們的技術改造資金壓力小了很多。”
目前,華川集團有13條造紙生產線,年產各類紙張30多萬噸,年產值達18億元。在未來,馮潮興有上市的想法,“主要是把目前這些已有的產業都整合一下。”而他的重點,仍然聚焦在幾十年的老產品--造紙和與造紙配套的發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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